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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看历史电视剧，在大堂上的官一怒之下经常喜欢在筷子笼里抽个写着“令”字的小牌子往地上一扔，然后喝令衙役“打五十大板”，衙役就过去把底下跪着的人按平然后啪啪啪的打。

其实这是不对的。首先打得方式首先就不对，应该是过去把被打着的裤子扒下来打，这是为了防夹带，如果是打女人还可以满足一下大家的爱好。再者是地方也不对，一般都不会在大堂里打。那种水火棍打在屁股上的力度是很足的，一般人都会被打的屎尿俱下，流在大堂上非常不雅也不方便清洗。不过这两点不怪拍电视剧的，因为脱裤子牵扯到尺度问题，拉到别的地方打牵扯到影片节奏和表现力问题。

重点是打之前一般都是有个时间差的。

从官老爷判断你是有罪决定用刑法到最后用刑期间有个短暂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塞钱。

如果你钱多，就可以塞给老爷。不过一般钱多就会早点塞给老爷，判你个无罪。当然也有比较憨厚的人坚信“天有法”或者“公道自在人心”云云，无视官老爷几次三番的暗示（比如让衙役喊“威武”同时用水火棍敲地），直到真的被判了罪，傻了眼，赶紧塞钱。

如果你钱不多，就塞给衙役。衙役的掌棍是很有讲究的，下手轻重全看心情。他们都是拿豆腐来练。豆腐上面放一张纸什么的，如果想打的轻，可以打的啪啪巨响，上面的纸可以打的粉粉碎但底下的豆腐没事，想打的狠，可以打的了然无声，上面的纸没事但底下的豆腐都成了豆腐脑。所以就算判了打你五十棍，只要是塞点钱，命还是你的。

到底要不要塞钱呢？这其实是个问题。

这个故事跟GOOGLE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用GM或者GR就会明白。

GOOGLE被点名后，我们可以预测一下中国在互联网事业上突发猛进的发展：

2013年的新闻联播+焦点访谈：采访专家，说出现在的私人网站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中学生，说出现在私人网站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老师，说出现在私人网站真的XXXX。然后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而取消个人网站与私营网站，所有互联网上的东西都必须是国家直属的“有关部门”开办。

后来“有关部门“发现全部国有也不对，还是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出现，于是：

2017年的新闻联播+焦点访谈：采访专家，说出现在的网站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中学生，说出现在网站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老师，说出现在网站真的XXXX。然后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而取消所有网站。下半年电信网通移动铁通等关门，改成“有关部门“。

后来有关部门发现除了互联网，手机也是不对的，让老百姓这么容易的互相联系也不对，于是：

2017年的新闻联播+焦点访谈：采访专家，说出现在的手机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中学生，说出现在手机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老师，说出现在手机真的XXXX。然后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而取消所有手机。下半年移动联通电信等关门，改成“有关部门“。2018年，默默的也取消了座机电话。

后来有关部门发现除了电话，写信也是不对的，让老百姓联系就不对，于是：

2020新闻联播+焦点访谈：采访专家，说出现在的信件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中学生，说出现在信件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老师，说出现在信件XXXX。然后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而取消所有手机。下半年中国邮政关门，改成“有关部门“。

后来有关部门发现除了写信，老百姓还会写字可以托人传条，于是：

2024新闻联播+焦点访谈：采访专家，说出现在的文字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中学生，说出现在文字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老师，说出现在文字XXXX。然后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而取消汉字，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文字的国度。

后来有关部门发现除了写字，说话也是可以传播信息的，于是：

2030新闻联播+焦点访谈：采访专家，说出现在的说话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中学生，说出现在说话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老师，说出现在说话XXXX。然后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而取消语言，中国成为全宇宙唯一一个没有语言的国度。

后来有关部门发现除了说话，眼神动作之类的肢体也可以传播信息，于是：

2040新闻联播+焦点访谈：采访专家，说出现在活着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中学生，说出现在活着真的XXXX；采访某个老师，说出现在活着XXXX。然后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而举行全民自杀。

当然，官员在全民自杀之前就已经到了外国。

今天在煎蛋的GROUP里看到这么一个命题：为什么帆布鞋空都是平胸？一瞬间我和钟教授便被这个题目所征服，它就仿佛是砸在达尔文头上的苹果一样让人动容。

解决这个问题之前，钟教授建议首先定义波霸，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大呢？因为文化差异，体质差异，审美差异等等，这是没有定论，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压小范围来定义：在当代中国的波霸到底是如何霸？基本来说是根据身体比例来的，有一个钟教授的推论表：

（这个表不代表本人意见，有问题请致电中国野史研究院钟教授）

我们可以从这个表里看出一些东西，就是钟教授觉得胖子基本不能算到波霸里面来。当然这个是属于钟教授一家一言，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不论胖瘦一视同仁，可是……我们这样说吧，如果波霸是个贬义词，是对女性的诋毁，我们把不算胖女生；如果波霸是赞美，我们就把胖女生算进来。

为什么只讨论女生？废话，波霸本来就是评价女生的，男生的波霸有另一个名字：女乳症，是病。钟教授就是女乳症，不过他不自卑，因为马英九也是女乳症……

这里大家也许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之前讨论的是飞机场，到了你这里就变成波霸了？难道你的眼中只有飞机场和波霸两个阶段？令人遗憾的是，在钟教授的眼中确实只有这两个区别……不过我们既然是要讨论正经问题，我们就来承认一个问题：上面写的确实跑题了……

来来来，让我们就来解决正经命题了：为什么帆布鞋控都是飞机场？

这里面有个三个层面的原因。

一，中国教育造就。

中国大学之前是只允许穿平底鞋的，但我们的小朋友可选择的平底鞋有哪些呢？帆布鞋，运动鞋，皮鞋。其中运动鞋美观性较差，皮鞋过于呆板也不够张扬，所以处于审美萌芽刚刚确定的女同学，就只能选择帆布鞋。所以帆布鞋控在我国的基础比较扎实。而中国课业压力巨大，让本来应该供给身体发育用的营养全都供到大脑去了，所以飞机场又比较多。两者加到一起造成帆布鞋控必然是飞机场。

钟教授有另外一个说法：帆布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平底的，身体是垂直于地面的，对于胸部发育是毫无帮助的。而高跟鞋会让人身体有前倾趋势，血液营养什么的很容易供给到身体前部的胸部，可以造就大胸部。所以帆布鞋控必然是飞机场。

二：帆布鞋的自我宣传。

钟教授问我：“你能记起帆布鞋是谁最先穿起来的？”我没什么记忆了，估计大家也是。钟教授很得意，自豪的说：孙燕姿。

一般某种商品的红，明星效应肯定是第一推动力，而中国飞机场女王的孙燕姿作为帆布鞋的第一推广者（她自己可能并不知道），其纯平的质感深深地植入人心，让大家造成这种感觉：穿帆布鞋就应该是平胸。

然后是品牌宣传。帆布鞋的品牌有多少呢？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匡威一家。他们不管是平面广告还是电视广告，基本都是找飞机场。这其中有两个原因：一，广告需要，模特一般都非常非常非常瘦，那么瘦还要求人家胸部大是不人道的；二，定位需要，帆布鞋本来就是给年轻人穿的，年轻女孩的波霸比例很小，所以用飞机场女孩来做广告，不论胸部大小的女孩就算没有亲近感也至少没有距离感，而年轻男生是不太在乎胸部大小的，这个年龄只要有女人就满足了……

所以帆布鞋在各种的宣传下，慢慢的外化内化过程中，帆布鞋成为了平胸女孩必备产品。

三：现代审美要求。

既然是帆布鞋控，就是极喜欢帆布鞋，觉得自己只有穿帆布鞋好看，什么人只有穿帆布鞋好看？飞机场。

飞机场女孩是不能穿高跟鞋的，穿上去不好看。我们从上面钟教授那个波霸衡量表中就可以看出来，随着你身高的升高，对于胸部的要求是递增的，所以飞机场穿了高跟鞋后胸就更小了。

这里要说点现代审美的两个标准：一是凹凸二是平面。其中凹凸代表主流代表庙堂，平面代表坊间。这是怎么来的呢？因为现在社会还是男性社会，以钟教授为主的广大男性的审美是凹凸。任何东西一旦有了庙堂一定会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坊间，审美来说就是平面。

既然是帆布鞋控，既然能成为控，肯定是对自己有要求的，希望自己漂亮的。胸部大或正常的女孩希望自己漂亮就可以往凹凸走，不可能成为帆布鞋控，因为他们可以穿高跟鞋。而飞机场的话，往凹凸走的难度太大，所以只能走到平面，反正那里也是审美标准之一。

到了这几年，另外一股力量对于帆布鞋推动是巨大的，就是非主流。我们一般看到的非主流都是帆布鞋控，而非主流一般也都是飞机场。这个原因就是上面说到得坊间和庙堂的问题，因为一般非主流女孩本身成为非主流之前都不是符合主流审美的，比如矮或者平胸或者大脸等各种问题，所以她们也想漂亮就走到非主流那边去了。

这就是原因了。

我和钟教授都觉得不管帆布鞋控是不是飞机场都很好，只要你的帆布鞋能干干净净的。

苏打绿我开始不喜欢，因为我从声音分不出主唱的性别，熟悉后发现他有一种味道，也许我现在没办法接受，但将来万一可以呢？我不想错过。

周立波也一样，我听不懂上海话所以没办法理解他，熟悉字幕后发现他也有一种味道，也许我现在没办法接受，但将来万一可以呢？我也不想错过。

周立波是海派清口的创始人，海派就是上海派，大量的上海话包含其中，清口就像脱口秀，一个人在台上，没有道具没有搭档，一个人清口说。

他的表演是我心里最理想的“幽默的状态”，除了方言。理由是：一，他只通过语言；二，他评论时事；三，他幽默。

我对于幽默看得很重，无比的重，我很少评价一个人的语言幽默，对于滑稽，搞笑，幽默这三者我分的特别清楚。小沈阳是滑稽，憨豆是滑稽，郭德纲是搞笑，周星驰是搞笑。我现在认可的幽默的语言者有：宋飞，马三立，刘宝瑞，马季，窦文涛，罗永浩，周立波，罗京。没了。宋飞是美国那个脱口秀的，那几个大家认识，罗京大家理解，他每天晚上七点开始讲段子讲半个小时非常幽默。所以小沈阳，郭德纲，周立波，正好是在我概念里让人发笑的三个阶段。

滑稽是肢体语气，搞笑事夸张直白，而幽默是一定要有智慧的，隐形的，让人回味的。举个例子，同样说在游泳池里泳装随时代的变化，小沈阳的表达方式是装上女人的泳装出来，郭德纲说的是“以前扒开泳装看见屁股，现在是扒开屁股看见泳装”，周立波是“以前女生泳装下面是平角的，一百八十度，后来每五年角度上扬二十度，五年，一百六十度，五年，一百四十度，五年五年五年，现在低于九十度了。”意思都是一样，但这里面你就能品出很多东西。

除开幽默的方式，三个人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：都是剧场演出，都是方言演出，都是有着扎实的功底，都是经过多年煎熬，都是从没人知道到口口相传。虽然出名后三个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，小沈阳是傍上春晚一炮蹿红，郭德纲是自我奋斗努力开拓，周立波就只是坚守一方舞台。当然这也和周立波现在还没那么红有关。

对了，三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对于某种文化的最后捍卫。小沈阳是二人转，郭德纲是北派相声，周立波是上海话。

小沈阳对于二人转的捍卫其实有点拔高他了，因为捍卫二人转是他师傅赵本山的坚持与付出，他只是做了自己的一份力。但后两位是很实在的在做。郭德纲对于北派相声的拯救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，这个事实是存在的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他确实重新把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拉回到大众的关注中。有了关注就有了市场，有了市场就有了回旋的余地。至于周立波对于上海话的捍卫，这可能是要详细说下的。

从2005年开始，上海舆论界发动了一个运动：“保卫上海话”，因为他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，部分八零后，大部分九零后，也许能听懂但已经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了。对于上海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时间，因为他们从来都只有取代别人，从来没有被取代过，但作为文化的核心“上海话”却慢慢被普通话所取代，这是十分伤害上海人民的感情的。所以就出了那个事，我忘了是今年还是去年，某报有篇文章里有一句：“在浦东，说上海话被认为是没文化的表现”，然后这句话就激怒了全上海人，不管会不会说上海话，不管有没有觉得说上海话是没文化，都群起而攻之，最后报纸道歉才了事。这种情况在几年前你是不可能看到的，说上海人坏话又不是一两年的事了，上海和中国除上海的其他地区一直是互相看不起的，之前不管外面怎么说上海，上海人都没事，笑笑就过了，但为什么那次报纸一句话就让上海人崩溃了？

因为上海开始底气不足了。真正的释然心态是建立在扎实的实力上的，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，整天被外国骂但跟没事人似的，从来不觉得“被伤害了感情”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料，这种料不是心虚的。什么人最敏感呢？你参考一下中国这些年被伤了多少次感情就明白了。

上海为什么开始底气不足了？它不还是经济最发达地区吗？这是没错的，它经济还是最发达的，但随着改革开放与时代进步，后面的人已经开始紧紧的追赶，差距在缩小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自我文化体系在被慢慢的瓦解，复制。

我们读一读张爱玲或者张恨水的小说，甚至是后来的王安忆，他们笔下的上海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城市跟它是类似的，它是独一无二的，它只叫上海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进，上海有了许多问题，比如过度国际化，外来文化侵袭等等，这里就不展开说了，我毕竟是写博客不是写书，但挑里面跟上海话关系最大的：文化基础薄。

上海文化基础薄？你也许会觉得奇怪，那你可以想想，你能想的起来的最早的“上海文化”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？有两百年吗？之前的上海文化都是属于“江南文化”圈的，它什么时候独立出去自成体系了呢？这就要到了后来清末了。简单来说的话就是：现代化。整个上海文化的独立，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。而上海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，而是在强迫下完成的，所以在文化上是没有那种过渡的，中间是有很多割裂和丢弃，比如名号，也强加了很多东西进去，比如十里洋场。这种非自我过渡而来的文化的底子是很脆的，经不起敲得。

上海话也是类似情况。上海话不是一种自然语言，并不是那种在生活中慢慢摩擦出来的一种语言，而是像普通话一样是一种被人造出来的语言。上海话的底子的上海土话是吴语体系中的一部分，是发展相对落后的松江片方言，在当年是不上品的“土话”，清朝就有“府城视上海为轻，视苏州为重”，明朝是“视嘉兴为重”（这种上海土话现在其实还有，但说现代上海话的人眼中就是“巴”）。后来开埠后，在几个文人，商人，政治家的努力下，上海土话融合了苏州话嘉兴话甚至拉丁文体系后，生造出来的一种语言。这种没有底子的语言也是脆的，经不起敲得。

作为文化的标杆----语言，永远都是最核心最敏感的。在这三十年里，时代急速发展，社会急速发展，无数的东西冲击着这种脆的语言，所以这种语言的急速崩溃也就在意料之中了。上面说道上海文化也好，语言也好的底子就是现代化。但现在都现代化了，它的独特性又在哪里了呢？只有语音上区别的一种方言，在中国是很容易被普通话干掉的。

上海话既然谈到了保卫，它的难度在哪里呢？就现在看来，基本有三个最大的问题：

一，上海话的流通性不强。普通话的建立是北方方言，北方方言都是相近的，但南方方言的相差是巨大的。单纯的山东话和单纯的陕西话之间是可以交流的，可单纯的上海话和单纯的湖南话之间都是基本无法交流的。这里是因为上海话除了语言上的区别，它在语法等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套体系。这是很致命的，因为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，是对“交流”要求无限高的。所以它的流通性是第一个问题。

二，上海话无权威性。这个好理解，中国现在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北方，北方话还是主体，还是官话。而中国还是官本位，上海话没有权威性，也就是说“说好上海话当不了管”。这是最内核的东西，是有很多外延的，就不展开谈的。

三，上海话无传媒强势。粤语，也是类似的方言，但因为旁边有个香港，而香港是有传媒强势的，大量的粤语节目，粤语电视剧等等，让粤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。而上海没有这种资源。上面那个报纸里“说上海话很土”，为什么会觉得土呢？因为上不了台面。什么叫台面？电视就是一个大台面。

这三个问题我之前没有看到上海有解决的办法，所以就悲观的想，上海话的生命力也许不会超过二十年了。现在出了一个周立波，也许能往后延一延了。

其实上海话还是很可爱的，我们现在用的一些词就是上海话：人来疯，敲竹杠，龙头老大。我上海话知道的很少，谁还能再提几个？

PS：苏打绿我之开头提了几个字，其实整篇文章都是在苏打绿的歌声里写完的，从《陪我唱歌》到《左边》，一遍一遍。

其实我还是很喜欢洗脚的，比如在大学的时候，冬天好冷，屋里没有任何发热的东西，想和张烦烦互相用身体取暖他又踹我，所以只能泡脚。烧一大壶热水，用洗衣服的桶调好一大桶，然后放脚进去。我就升华了。

后来去凤凰旅游也去过一次洗脚城，同去的还有媳妇，张烦烦以及小M。服务员两男两女，我和张烦烦挣扎了良久，最后还是决定同性服务。后来我问他：你是不是讨厌别的男人碰你媳妇的脚？他说：那俩女的长的太叵测了。关于洗脚城的记忆我就这么一次了，还算不上洗脚城，那地方太小了，顶多算是洗脚镇或者洗脚村。更大的地方只听李脏脏之类的人讲过，那种富丽堂皇，那种珠光宝气，那种盛世浮华，充满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堕落气息，令人神往。李脏脏每次给我这种无知群众讲述的时候都会手脚并用神采飞扬，眉梢眼角充满了自豪与疲倦。自豪我能理解，但疲倦是为了什么？大约跟他讲述中“双飞”“全套”这种名词有点关系吧。反正我是不明白，我真不明白。

最近一侧新闻就是巴东烈女阿娇妹雄起抗暴，抵制了金钱和暴力的双料侵袭，挥刀砍死一人砍伤一人吓傻一人，成为现代贞洁烈女的楷模。新闻：http://news.tom.com/2009/badonglienv/index.html

没耐心看新闻的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下：在巴东某洗浴城的阿娇妹，被两个官员误会提供特殊服务，官员提出要求后阿娇妹不从，产生矛盾，在被二人推搡的过程中阿娇妹抄起屋里的修脚刀干掉了一个。

目前这个事件的焦点在两个：一，阿娇妹是不是正当防卫？二，阿娇妹是不是精神病？

如果“焦点一”成立，那阿娇妹就是实打实的烈女，那俩官员就是臭流氓。但二人是否有强奸阿娇妹的事实或者倾向是个问题，等待调查，等待当地公安机关的调查。而且在当地发出的第二份通告中，出现了很多细节的修改，比如出现了第三方，洗浴城的其他服务员来劝架。如果这些是真的，那强奸也很难成立，因为一个人得有坚强的神经，才会当着外人的面强奸一个人。如果强奸不成立，那正当防卫就不成立，因为俩官员顶多是羞辱阿娇妹。因为羞辱就奋起杀人？那我可以杀的人就太多了，比如那些看自行车的傻老娘们。进一步说，正当防卫如果不成立，其实防卫过当也很难成立，因为俩官员的行为并没有实质性的侵犯，这就有构成故意杀人的基础了。所以一切的根本，就在于当地公安机关的调查报告。当地哦~当地公安机关哦~

如果“焦点二”成立，那这一切就是精神病杀人。

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根据后来公安机关所通告的“事实”，到底是对谁有利呢？反正不是对阿娇妹。那是对谁有利呢？我不知道~我什么都不知道~

我们是要相信法律相信正义。可惜中国不是“例判制”的国家，不然就可以用这两年的两个判决来考虑这个案子了。其一是之前南京小伙扶老太太的那个案子，法官在判的时候其中一条理由是：根据“常理”推断，XX搀扶老太太是因为撞了老太太在前。所以这次我们也可以说：根据“常理”推断，两官员去那里肯定是为了嫖娼，也肯定会想强奸阿娇妹。其二是前段时间那个爬树上偷看邻居洗澡的男的被判了强奸罪。既然看看人家洗澡就是强奸，这边都提出“要求特殊服务”了但阿娇妹不从，肯定也算是强奸了，这边还动手了嘛。可惜啊可惜，不是例判制。

为什么中国不是例判制呢？为什么大部分多家都是例判制但中国不是呢？因为例判制就有了参考就有了框架。有限制的法律多没劲啊，阻碍想象力的发展。

说出来，脚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脚上的。比如中国古代的伦理中限制女性最重要的就是裹脚，因为裹了脚女性除了美观外更重要的是行动就会受到限制，力量还有力量所代表的一切都会被卡住，就好像车上装的限速器。对于男人也一样，比如官靴，为什么底会那么厚？你见过穿高跟鞋的女孩跑步吗？就是为了正官员的形象。我们绘画的进步，女性的外形改变不是首先突出线条，而是先露出脚。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什么的，新青年下乡宣传进步思想也是从放弃裹脚开始。等等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都是脚的。

在中国，脚从来不只是脚的事。

花了一整天，把媳妇的几本《沙漏》看完了。赶紧记点东西。

《沙漏》是我国青年作家饶雪漫同志的一套青春小说。为什么我要看这种校园伤痕文学？因为我在学习。

之前我好像没看过这种校园伤痕文学？不是文人清高，而是我真的不太喜欢这种文体，我喜欢能说点“事”的小说，这种青春伤痕文学怎么写都是那么点事，比如联系，老派的小说里是写信，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打电话，现在是手机短信；比如鬼魂，老派的小说里是歌舞厅迪斯科，八九十年代的就打台球，现在时混酒吧。除了这些随时代进步的表现外，内核部分基本都没有变。

青春的那点事。学校，家长，学习，未来。对了，最要的，爱情。

对我来说，一个人的歌和一个人的画，就把我心中的青春说透了，说完了。一个罗大佑，一个姚非拉。

所以后来就没怎么看这个类型的小说，除了郭敬明。《悲伤逆流成河》之前郭敬明所有的书我都看过，看是为了骂他，我是骂人讲证据的人。这次静下来仔细看看，真的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：阅读的连贯性。

这种青春小说的阅读连贯性真的很好，它不会让你看到某句话某个段落需要停下来或者翻回去重看两边。比如最近我在看胡兰成，经常需要翻回去读，不是那句话的表象没懂，而是他具体表达的东西是否真的是表象值得商榷。

二十世纪之后的小说讲究的信息量的巨大压缩话，就是说一句话一定要表达以前一段甚至一章的信息量，最好的例子就是乔伊斯和卡尔维诺的比较。乔伊斯可以画十几页去描述布鲁姆在看到某个杯子的时候的心态，那种精致详实的描述令人神往，而卡尔维诺也写过类似的场景，只有一句话“他看到了杯子时想起了死去的两个哥哥还有叔叔，他们的葬礼没有人哭，”。

这种区别就是二十世纪之后的小说的一个倾向，所有东西都压在一个小小的框架内，从这种压缩中得到一个文学的张力，而不是以前的通过情节得到张力。简单来说的话，就是从以前的“情节”到现在的“语言”。

这种倾向在中国也是有表现的，比如你看古体白话小说，怎么看语言的区别都不是很大，哪怕两本书差着几百年，区别都建立在情节上；而五四之后，乃至于到了现在的小说，你会发现每个作家基本都有自己的语言区别，这当然也不是说现代小说不在乎情节，而是现代作家开始注重语言的问题。（这里只讨论小说，不讨论诗歌）

这种变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，因为生活节奏的加速等原因，需要信息量的增大，但这种变化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阅读连贯性的打断。

如果你喜欢看现代小说，可能会有这种感觉，很多的语句，很多的段落，都不能很自然的阅读。还拿上面卡尔维诺的那句话举例：他为什么看到杯子会想起死去的亲戚？为什么会没有人哭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后面卡尔维诺都没有交代，他在这里面想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，一种很难以言表的情绪。所以读者在阅读的时候，经常会停下来思考，就算你没有停下来，这里也会成为你心里的一个小结。如果你说没感觉，就这么读过去了，那……你真的很糟蹋小说……

这种阅读连贯性的被打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就我个人而言是不好的。

说回青春伤痕文学。其实现代小说里有阅读连贯性的小说类型非常多，比如武侠，奇幻，魔幻，轻小说等等通俗小说，都是有阅读连贯性的。因为他们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能力，所以在写作中不能写的拧巴写的生涩。必须直白，必须简单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感觉现在写严肃小说的看不起写通俗小说的。因为现代艺术必须和民众脱离以达到自己的神圣感。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态势，但今天就不展开谈了，说回小说。

我觉得作家的第一目标是表达，他写任何东西，都是为了表达。既然有表达，就会有另外一面：接受。我认为不管作家如果牛逼，如果他想表达的无法达到读者，那他就是二逼。如果你说会不会有一个作家巨牛无比，可以耐得住寂寞不考虑别人如何接受之考虑自己的表达，那你就在已知的作家里找一个出来。

举一个例子，阎连科，他写了《风雅颂》，一本十分深刻的现实批判小说，批评教育体制。你知道他吗？你见过那本书吗？他严肃认真的写了，但多少人能知道呢？他既然批判教育体制，一定会希望教育体制得到改善，但你觉得他能做到多少呢？那么厚的一本书，效果肯定不如郑渊洁的一个童话。那你觉得不管是对于作家还是读者甚至于社会，哪种情况更好呢？

另一个例子，狄更斯。他是伟大的作家也足够深刻，但他的书也是那个时代最红最红的流行读物，这就是对于作家来说，最完美的情况。

所以我开始很认真的思考，一定要让自己的小说适合大家看。

PS：为什么越写越觉得自己适合写杂文而不是小说呢……

夜读《今生今世》。读此书的原因是张爱玲，虽然这有违张爱玲的心愿，可是普天下关于张爱玲的书，《今生今世》竟算是“海内孤本”，不管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，都要读。

读完《民国女子》一章，结合前两天看完的《小团圆》，算是对那段恋情有了基本的了解。胡兰成的争议非常大，因为他的汉奸身份和生活作风问题。所以在读之前我就要求自己不要被这些所影响，专心看书。但《今生今世》读到后面，这些争议都已不再构成阅读的障碍，因为胡兰成的某些东西已经超越了汉奸和负心汉的问题。

我这么说也许有人会不高兴，一是民族主义者，他们会觉得只要在“大义”上有问题，那一切都是问题；二是女同志，他们会觉得只要玩弄女人感情，那一切都是不可取。但人是立体的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分开来看呢？如果是“大义”问题，我提两个人，一个是周作人，一个是马连良。周作人被人称为汉奸，但他的才学是实打实的，他和鲁迅两个人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唯一的两个“文体家”。再说马连良，当年梅兰芳选择了蓄须明志，但马连良没有，他照样去给日本人唱，但他的京剧成就有谁不信服？至于负心汉的例子就太多了，不管是卓别林还是马丁路德金都有问题，但有谁会指责他们的伟大？

你也许会说胡兰成怎么能和那些人伟大的人比呢？难道你的意思是只要一个人事业有成，他就可以去乱搞民主大义或者男女关系？都淡定点。

胡兰成的文字真好，真的很好。我不喜欢看散文，我更不喜欢夸一个人文字好。但胡兰成拿走了我的第一次。

也许是小时候读书的问题，课本上的散文总是不好看，一大杯白开水的让你喝，肚子也大也会崩溃的。于是就对散文抱有夺妻杀父之恨，弄得后来哪怕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他们的散文我都不想看，一翻就吐。现在回忆起来，估计原因有二，一是那些文章写的真不行，只不过符合某些奇怪的要求，才入选语文课本；二是我年轻气盛，只喜欢甘烈的东西，那份平淡不是我能理解的。

所以一来胡的文章是有料的，二来我已经到了可以静下心的年纪，这本《今生今世》，让我不忍释卷，每每读到精彩的语句，都会闭目回味。

真的，好久都没有读到这么精彩的语句了。摘抄一些：

桃花是村中惟井头有一株，春事烂熳到难收难管，亦依然简静，如同我的小时候。

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，对于岁月亦是荡子。

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惊艳，遇到真事（张爱玲），却艳亦不是那艳法，惊亦不是那惊法。

各种感情和思想可以只是一个好，这好字的境界是还在感情与思念之先，但有意义，而不是什么的意义，且连喜怒哀乐都还没有名字。

且她（张）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，时时觉得做错了似得，后悔不迭，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，燕子的柔语商量不定。

只说银河是泪水，原来银河轻浅却是形容喜悦。

不抄了，发现打字很麻烦，都是输入法没有的语句搭配……

也许你会笑话我，觉得这样的句子就把我拿下了。对此我承认，我在散文上基本是文盲。读的少也明的少，所以这样的句子就已经把我拿下了。这次之后，我决心一定要把钱钟书梁实秋林语堂他们的散文实在的读一读。

我在这里想到一个问题，就阅读量还说，基本我还是有点自信的，但为什么之前读的东西都很少让我有“文字好”的感觉呢？

我经历过的，在文字上对我有触动的是如下几个人：王朔，让我明白了京式文字，而京式文字又是现代书写的底子，所以对我的书写习惯影响很大，是我写字的基本手感；王小波，他是一种理工类的文字表达，一种理性逻辑的抒情，是我写字的表达情绪；林少华（不是村上春树，因为我看的不是日文版）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村上，是一种旁观者的冷静，甚至对于第一人称书写亦是这样，这是我的写作角度。这三个人都是在我文字上做加法的，还有两个人是减法，一是曹雪芹二是鲁迅，他们教会我文字的简练之美。

用现代语言写的书我看的比较多，但觉得好的也就是王朔和王小波。至于余华贾平凹王安忆他们我也觉得好，但他们用的都是白话，是旧时笔记小说的那种文笔，并不是现在普通话语境中的书写方式。于是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建国后的近代作家，文字好的那么少，而用白话的，文字好的却那么多？

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历史传承问题。文字不是你想改就能改，想造就能造的。之前的旧白话，是经历了上千年后沉淀下来的一种文字，是有底蕴的，后来的新白话，虽然革新了一些东西，但也是一脉相传的，至少他们的文字是一样的，繁体字。但建国后，改了两个东西，一是统一了普通话，二是使用了简体字。这两个改变，我认为对文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

先说普通话。之前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语言是统一的，大家都说着不同的话，但那时交流不像现代这么密集，所以没关系。对于文字来说这时一个好事，因为多样性。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，比如山东话较深较直白，所以山东人写作多注重场面，而江浙一带的语言较轻较碎，所以江南文人写作多注意细节。白话书写的核心是“我手写我口”，而各地的语言不同，就有有文字上的区别。可是统一了普通话以后，所有的语言习惯都是北京话，所以的思维习惯也统一到了北京话。这对于文字的多样性是毁灭式的，我们再长袖善舞，舞的也只是那一套衣服。

再说简体字。简体字不光是一种字这么简单，它代表的含义太多。汉字是讲究字型的，是形象文字，一旦把一个字的字型改变后，不光它本身的意思会变，它背后的整个意义链也就变了。我们拿“国“字来举例。繁体的国是里面是”或“，这个”或“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要追述了。商金文上的“国”字写作“口戈”，左边的“口”四四方方表示土地，右边的“戈”是武器，也就是说，“国”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。到了周金文，在“口”下面加了一横，成为“或”字了。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代表着住在”口“国家上的人。后来在“或”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，表示“戈”的柄，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，成了“匚”。“或”的最后被完全包围，成为繁体的“国”已是很晚的事了，大概是在李斯造小篆的时候。这一些就是繁体国字的意义链，而这种意义链是经过时代了时代的洗礼后的认可。而简体字呢？（这里要先排除一个大家的错误观念，感觉简体字就是几个人关着门造出来的。其实当初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的时候，遵循着一条原则“述而不作”，就是只整理古代或民间已有的写法，尽量不自创。）简体的国里面是玉，这种改法大约是出自太平天国的写法，他们就把国字写为“口王”，至于后来改为了玉，有两种解释，一是国境之内皆金玉之辈，二是玉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权利的象征，如玉玺。这种简体的国和它后面的意义链，都不是历史的选择，只是个体的选择。

普通话和简化字这两个加起来看，这就把我们和古代上千年的文化活生生的割裂开了，我们只能从平地开始慢慢的重新建造我们的整个文字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

有一个德国作家写书批评了现代的中国文人的文字不好，这让许多中国文人崩溃了，“你可以批评我们思想不深刻，你可以批评我们关怀不够多，但你竟然说我们文字不好？！”这对于文学来说是最耻辱的批评。但我恰恰觉得批评的没有错，一种只有四五十年历史的文字，你还能指望它什么？

现在中国的文字只有两个选择，一是重回白话，但这个难度大的令人绝望；二是慢慢等待，靠时间来磨，过了上千年估计就能和当初的白话一个水平了，想想更绝望。

现在文字基本来说就是令人绝望。